他属于意大利，也属于我们

——忆帕瓦罗蒂第一次访华演出

作者：刘德有（原文化部副部长）

1986年7月4日晚，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，灯火通明。

享誉世界的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、“世界歌王”——帕瓦罗蒂在这里举办个人音乐会。

当帕瓦罗蒂演唱完《我的太阳》最后一句高音时，场内爆发出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。据说，这是他经历的最长的一次掌声，竟长达9分多钟。帕瓦罗蒂看到中国观众脸上那真切的兴奋和热情，悬着的一颗心彻底放下了。音乐会结束时，在一遍又一遍地谢幕之后，帕瓦罗蒂即兴发表讲话，表达了他的激动与感激。作为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演唱会的外国人，帕瓦罗蒂为他个人艺术生涯中最大的室内音乐会的成功激动不已。万人大会堂辉煌的场面和宏大的气势，给帕瓦罗蒂极大的震撼。从大会堂出来，坐上红旗轿车，他对身边的人说：“今晚是我艺术生涯的顶点。”

1986年6月，王蒙（右）代表文化部宴请帕瓦罗蒂，左一系本文作者。

帕瓦罗蒂访华期间品尝中国菜。

改革开放40年来，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。作为帕瓦罗蒂首次访华演出的见证者，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深深感到，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。在那个年代，由于经济条件和其他种种因素所限，我们邀请世界级乐团和歌唱家到遥远的中国来演出，谈何容易。从这件往事中，能真切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。

“这些不便和我们所做的文化交流相较起来，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”

早在1979年，意大利政府就曾提出要派遣罗马剧院访华演出，但由于经费等原因，最终未能成行。那时，我还没有调到文化部工作。后来我听说几乎每年都旧话重提。

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要求来华演出的事，最早的请示报告是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于1984年10月20日报给文化部的。但由于未说清楚如此大的外国艺术团来华访问的来龙去脉和目的，此事又拖了一段时间。

两年后，又递上来了一个报告。我作为主管副部长写了一段话：“拟同意请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160人（包括著名演员帕瓦罗蒂）于1986年6月来华演出。”并报送朱穆之部长审阅。朱穆之部长圈阅表示同意。就这样，此事就算定了下来。

热那亚歌剧院和帕瓦罗蒂访华的前期准备工作曲曲折折，反反复复，进行了很长时间。遇到的主要问题有两个，一个是经费，一个是演出场地。由于当时中国的物质条件较差，双方要经历一个磨合的过程。

例如住宿问题。原先中方安排的是住前门饭店，但意方觉得“太落后”。中方坚持认为前门饭店“很不错”，连卡拉扬率领的柏林交响乐团来时，住的也是那里。最后意大利使馆于1985年10月21日照会文化部，很客气地说：“十分荣幸地通知贵部如下：旅馆，不太理想，为此希望选择一个较好的旅馆，其差价部分，意方支付。”为此，中方为他们重新选择了由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。香山饭店在当时是北京最好的饭店之一。两个宾馆的差价，加上意方增加的50人接待费用，合在一起高达8万美元。当时，香山饭店还要求加收提前一天的“起租费”，理由是旅游旺季，北京租房特别紧张，一天内空出这样多的房间有困难，有一半房间需要提前一天空出，这一天的费用，意方要多支付3100美元。这种所谓“起租费”，据说今天早已经不实行了。

双方的谈判还涉及了“零用费”问题。

意方提出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70元人民币，剧院领导和帕瓦罗蒂每人每天300元。中方的答复是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90元，剧院领导每人每天110元，帕瓦罗蒂每天500元。500元人民币，在今天也许不算什么，但在那个年代，一般人的月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。一天500元，也算得上是天价了。

在双方的谈判过程中，意方曾提出场地安排在北京体育馆，目的是为了扩大影响。中方提出，像歌剧这样的“严肃音乐”完全不适合在体育馆演出。意方不肯轻易放弃，坚持体育馆是可以演出歌剧的。最后，虽然意方对场地的条件不甚满意，但最后同意在由中方选定的天桥剧场。

帕瓦罗蒂本人还提出要带大批意大利“粉丝”跟着访华，这又给接待单位带来了麻烦。

如果是在今天，有外国演出团体来华，对方表示有一个几百人的粉丝团要跟着一起来，肯定会受到主办方的热烈欢迎，也会成为媒体炒作的热点。但当时，帕瓦罗蒂的粉丝们一开始却遭到了中方谈判代表的拒绝。意方提出，帕瓦罗蒂在华演出期间，希望中方能为意大利几百人的旅游者提供观摩票（意方出钱）。中方认为，意大利歌剧院来华，主要是为中国观众演出，意大利的旅游者可在自己国家看，中方不能提供观摩票，一口就给回绝了。意方还是不甘心，说你们不是需要外汇吗？这些人来了，吃住行玩，都要花钱，是旅游创汇的好机会呀。中方不为所动，说中国改革开放是需要大量外汇，但是这样的外汇我们不需要。你看，当时有多傻啊！

但是，帕瓦罗蒂的粉丝团还是来了，而且一下子来了160人，他们是和帕瓦罗蒂同机到达的。他们悄悄地组织了这个庞大的旅游团。承办的旅游公司大概也了解中国人的脾气，在大部队临行前一个半月，1986年5月7日，负责这次行程的意大利新地平线旅游公司经理塞维利欧·盖格里雅第专程来京拜会了中国对外演出公司。

中方首先礼貌地感谢对方通报这一情况，但接着说，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只承办艺术团，而不承办其他团；观众主要是中国人，因为票供不应求；演出不像体育比赛需要啦啦队，而且两批人混在一起，管理也不便。

但是对方却不慌不忙，表示理解中方心情，并劝中方不要担心。他强调两个团虽然同坐一架包机抵京，在飞机上他们可以是一个整体，但自下飞机起，两团就会分开；而且表示，他们有丰富的组织经验，非但不会给中方制造麻烦，相反会随时为中方提供帮助。比如，为避免歌剧院抵京时住房混乱，他可以帮助中方预先编排房号，还有参观游览等，也由他们来组织。事已至此，中方表示，具体问题等打前站的来后再商定。

事后，中方才明白，包括热那亚歌剧院在内的所有一行人的访华，都是由这家旅游公司安排的。连包租专机，也是他们谈定的。这其实是西方旅游业通行的做法，但在当时的中国，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。

帕瓦罗蒂到中国访问演出，确实非同小可，兴师动众。那一年，帕瓦罗蒂全家，除了母亲患有心脏病没有来之外，父亲、妻子、三个女儿悉数都来了。除了亲人外，还有“辎重”。这一行人马，带来了洗衣机、冰箱，还带来了重达两吨的蔬菜、水果和其他食品，光矿泉水就带了1500瓶！连帕瓦罗蒂本人都为此感到吃惊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

因为在这之前，帕瓦罗蒂通过旅游团经理提出到中国后要法国矿泉水、进口牛排、法国面包。

为此，中方发了一封特急电报说：帕瓦罗蒂通过旅游团经理向我所提饮食要求（含法国矿泉水、进口牛排、法国面包）等，我难解决，希意方自行安排，费用自理。

收到这样的消息，再加上一些传言，说到了中国什么都买不到等，帕瓦罗蒂心中难免忐忑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他不得不带来很多食品。此外，他还带了三个医生、两个秘书、两个厨师。

帕瓦罗蒂和热那亚歌剧院来华，中方对票价也做了调整。为了调整演出票价，曾请示一位中央领导，并根据这位同志对外国来华表演艺术团演出的票价要“优质优价”的指示精神，将歌剧和演唱会门票价格根据剧场情况划为四档，分别调整到10元、8元、6元、5元。这样的票价标准，在当时属于高价了，然而演出票还是供不应求，尽管没有“黄牛党”，歌剧和演唱会的5元钱门票，还是被悄悄地炒到了50元。

这些，都是真实的历史。如果到了2001年和2005年，再让帕瓦罗蒂带着冰箱、蔬菜来，就会成为笑话了。帕瓦罗蒂带来的冰箱，后来留在了中国。

来华演出，对于帕瓦罗蒂来说，物质条件确实是比较艰苦，但在精神上他却非常兴奋。6月下旬到7月初，正是北京最热的季节。当时的北京天桥剧场，根本没有空调设备。由于太过闷热，帕瓦罗蒂的感觉是“连空气都没有”。

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，帕瓦罗蒂非常清醒。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：“我还是觉得不应该有所抱怨，尽管我确定不会有中国人听到。如果我开始有怨言，团里的每个人也会开始发牢骚。此外，这些不便和我们所做的文化交流相较起来，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。”

“我从未接触过类似的听众，他们欣赏的喜悦似乎是那么慷慨、开放，没有沾染丝毫的排外或嫉妒色彩”

帕瓦罗蒂和热那亚歌剧院的这次访华，轰动京城，波及全国，影响港澳，反响特大。文艺界盛赞：“文化部办了一件好事。”“帕瓦罗蒂的访华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壮举，他是当代的马可·波罗。”

帕瓦罗蒂和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到达北京后，文化部1986年6月22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。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同志出席了宴会。

宴会上，由我致辞。原来的讲话稿，开头的称呼是“尊敬的帕瓦罗蒂先生及夫人”。我觉得“先生”这个称呼比较别扭。到了现场，我请教了一位熟悉意大利情况的同志。那位同志说：“对于帕瓦罗蒂，还是称呼‘大师’比较好。”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，并问英文怎样说？那位同志说：“great master”。我把讲话稿做了修改。事实证明，这样做的效果很好。

帕瓦罗蒂的首次来华演出，为中国人也为帕瓦罗蒂本人所看重。有人曾经说过：“是帕瓦罗蒂，为中国人真正打开了一扇西方歌剧的窗户。”帕瓦罗蒂本人也说：“这趟中国之旅是我毕生最美妙的经验之一，永远不会从脑海里消失。”

帕瓦罗蒂临行前，对我们的陪同人员谈了他此次访华的感想。他说：“我想象中的中国是十分贫穷的、不开放的国家，像有的国家那样，会使人感到压抑。但此行改变了我的想象，中国的市场相当繁荣，中国人的饮食很丰富，营养也很好。中国的经济正在发展，四五十年后将成为经济大国，到那时中国将有更大的抗衡能力。”帕瓦罗蒂还说：“中国社会很安宁，每次演出归来，都看到很多人在路旁乘凉，下棋，毫无夜间外出的恐惧感。”“如果文化部邀请，我非常愿意再次到中国来，拍摄《图兰朵特》，并把歌剧《托斯卡》介绍给中国观众。”他还建议：“中国的歌剧事业要发展，应考虑设立‘歌剧节’，第一次可以考虑演出三部歌剧，以后逐年增加。如果中国有朝一日组织第一次‘歌剧节’，我愿亲自来参加。”

日后，帕瓦罗蒂在谈起1986年的访华演出时称“简直是一场美好的梦”。他说，“中国人有强烈的自信心和幸福感”，“中国人自愿与人接近，是‘开放性的，富有创造力’”。“放弃走老路，困难就在所难免。”帕瓦罗蒂理解地说，“中国人正在探索新道路，就像我在探索歌剧发展的新道路一样。”

《光明日报》（ 2019年01月18日 13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