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1-08 今天是先师司马迁先生诞辰2152周年。
让我们共同缅怀这位秦汉伟人、史家绝笔！
古者富贵而名摩灭，不可胜记，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；仲尼厄而作春秋；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兵法修列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乃如左丘无目，孙子断足，终不可用，退而论书策，以舒其愤，思垂空文以自见。仆窃不逊，近自托于无能之辞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略考其行事，综其终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纪，上计轩辕，下至于兹，为十表，本纪十二，书八章，世家三十，列传七十，凡百三十篇。亦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草创未就，会遭此祸。惜其不成，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。仆诚以著此书，藏诸名山，传之其人，通邑大都，则仆偿前辱之责，虽万被戮，岂有悔哉？然此可为智者道，难为俗人言也。
古之立大事者，不惟有超世之才，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。
司马迁为何表彰“恐怖分子”
中国历史上有六大刺客：曹沫、专诸、豫让、聂政、荆轲、要离。他们多半为政治目的搞刺杀或劫持，按今天的标准，那就是“恐怖分子”。可是，司马迁不但在《史记》中记载了前五位的事迹，还把他们塑造成了英雄。历朝历代的歌咏，使他们流芳百世。难道，“恐怖分子”的定义，不是那么简单？
中国历史上有不少“恐怖活动”，有搞刺杀的（最著名的当然是荆轲），有搞劫持的（项羽就曾拿刘邦的老爹当人质），先秦和清末是两个高峰。但和现代舆论不同，刺客们多半留下了“美名”，清末的徐锡麟、吴樾等人是“革命者”，先秦至汉代的“恐怖分子”则被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大加表彰。
《游侠列传》主要记载的是西汉的朱家、剧孟、郭解三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游侠列传》开篇并未直接讲述传主事迹，司马迁从韩非子的“儒以文乱法，而侠以武犯禁”说起，先发了一大通议论。他必然意识到，为这些人作传，要面对一般社会观念的责难。所以他首先要阐明自己怎样看待游侠。“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困厄。”司马迁最看重游侠两点品质：扶危济困，信守然诺。
那么，汉代游侠究竟是些什么人，以至于司马迁需要这样百般解释，而在他身后，班固还对他“进游侠而退处士”不以为然呢？我觉得，那几个传主，看上去比较像武侠小说中的“帮主”或“掌门人”，带有“黑社会”色彩。“以意气情谊收匿亡命共为奸利，甘触刑辟而市权势者为任侠”（钱穆《国史大纲》）。他们有很多“宾客”，触犯法律，虽是布衣，但名望和权势很盛。朱家手下，“豪士以百数，其余庸人不可胜言。”不过，司马迁认为，他们“虽时扞当世之文罔，然其私意廉洁退让，有足称者。名不虚立，士不虚附”。他们和那种“侵凌孤弱”的暴徒有本质区别，却不被正统观念所谅解，这令司马迁感到不平，“余悲世俗不察其意，而猥以朱家、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。”
司马迁把游侠的传统，上溯到孟尝、平原、信陵、春申等战国诸公子，四公子最著名的事迹就是礼贤下士，其实也就是豢养了一帮门客和死士。他们帮助主人治理封邑，如孟尝君手下抱怨“食无鱼”的冯驩。他们参与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，如平原君手下“脱颖而出”的毛遂，在谈判时按剑威胁楚王，逼迫他歃血立誓，发兵救赵，其实就是“劫持人质”。到了汉代，游侠在平民中崛起，但依然有往来权贵之间，参与政治活动的资本，剧孟可令“天下骚动，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”———吴楚造反，条侯周亚夫抢占先机，收服剧孟，他认为吴楚举大事不求剧孟是重大失策。
游侠在战国那样群雄纷争的混乱局面下有充分的生存空间，可是对于秦汉这样的大一统政权，毕竟是社会安全与统治稳固的祸患。剧孟这样比较收敛的可得善终，而到了高度集权的武帝时代，郭解就不免被灭族。
如果说司马迁写《游侠列传》这样的“当代史”多少有所顾忌，那么由于《刺客列传》记述的都是汉以前的人物，他不再做任何辩解，他在刺客们身上倾注了强烈的热情，将他们理想化，英雄化，为我们留下了《史记》中最动人的篇章。
《刺客列传》记曹沫、专诸、豫让、聂政、荆轲五人，他们身怀利刃，以一己之力对抗强敌。《太史公自序》曰：“曹子匕首，鲁获其田，齐明其信；豫让义不为二心。”刺客起事，一类为国事，一类为“义”（报恩及复仇），两者又密不可分，因为刺杀对象多半是国君或贵族，兼有政治目的。曹沫在会盟时劫持齐桓公，为自己的国家收复失地，是单纯的政治行为。而专诸杀吴王僚，豫让刺赵襄子，荆轲刺秦王，既是政治斗争的产物，也是实践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理想。当然了，按今天的标准，像荆轲那样刺杀国家领导人，无疑是“恐怖活动”，而秦王侵略别国导致生灵涂炭，那叫“统一六国”，搞不好还是为了“天下和平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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